海南自贸港‖《海南蓝皮书·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连载一)

前 言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亲自宣布党中央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赋予海南新使命，确立海南新目标。海南又一次站到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最前沿！一年来，海南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使命担当，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和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凝心聚力，蹄疾步稳，自贸试验区建设获得良好开局。

为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精神，记录研究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实践探索，充分发挥社科专家的资政建言作用，更好地服务于省委省政府的科学决策，积极引导社会预期，推动海南智库建设和学术繁荣，海南省社会科学院决定编撰出版《海南蓝皮书·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 并作为重大课题面向全国招标。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室主任沈玉良研究员牵头的学术团队在投标中脱颖而出，承担起《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的研究编撰任务。沈玉良研究员是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与政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是商务部全球价值链决策咨询专家、上海自贸试验区决策咨询专家、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决策咨询专家。沈玉良带领课题组，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深刻领悟海南省委七届四次、六次全会精神，查阅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的档案资料，先后四次到海南，与省委省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座谈交流，深入到海口、三亚、洋浦、博鳌乐城等地实地考察调研，掌握了大量史实、数据和案例，为研究撰写蓝皮书打下了扎实基础。

《海南蓝皮书·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的研究编撰，搭建起海南省社科院与上海社科院跨省合作的桥梁。双方高度重视，调集优势力量，投入优质资源，确保课题组高质量完成书稿的研究写作。海南省社科院邀请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研究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大学、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负责人和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对书稿进行认真审读和评议，提出意见和建议。上海社科院表示，要举全院之力加强与海南省社科院的合作，共同推动《海南蓝皮书·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成为记载海南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发展的权威读物，成为研究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大力推进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的精品力作，成为我国蓝皮书研究出版的高质量范本。

《海南蓝皮书·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2019)》由海南省社科院院长钟业昌担任主编，上海社科院世经所沈玉良主任担任执行主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海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祁亚辉、詹兴文、李星良参与了书稿的审读打磨。正是在社科文献出版社顾问、原副总编辑周丽的全力支持下，蓝皮书才得以高质量如期与读者见面，借此表示感谢!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反映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发展情况的第一本蓝皮书，既体现了开创性高标准，也留存了些许遗憾。由沈玉良研究员牵头的课题组，学术基础扎实，研究视野开阔，汇集资料翔实，运用多种方法完成课题研究。同时因时间所限，课题组尚未及对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展开系统研究，提出专题研究报告。相信这些缺憾将在以后出版的海南蓝皮书系列报告中得到弥补。

总 报 告

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

从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海南已从一个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

海南正从以小农经济、小规模工业生产方式、手工服务为主的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向以现代农业经济、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和现代服务为主的现代产业发展模式转型。在农业方面，海南以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为主，形成了国家冬季瓜菜生产基地、天然橡胶基地、南繁育种基地、热带水果和花卉基地、水产养殖与海洋捕捞基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即“五基地一区”，初步构建了现代农业产业园雏形。在制造业领域，海南以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六大产业为主，基本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在服务业领域，海南通过国际旅游岛建设，初步建成了现代旅游消费中心。1998年，海南接待旅游者总数达855.97万人次，到2018年，海南接待旅游者总数达7627.39万人次，其中人境旅游者达到126.36万人次。海南旅游总收入从1998年的66. 96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950. 16亿元，其中旅游外汇收入也从9624. 9万美元增加到7.7亿美元。

从开放型经济建设看，海南货物贸易从1987年的0.29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27.45亿美元；服务贸易也从1998年的4067万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9.55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1.37%。2002 ~ 2018年，海南吸收外资项目数为2109个，实际利用外资为234. 15亿美元。

海南建省和兴办经济特区是党中央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海南因改革开放而生，也因改革开放而兴。

海南在全国率先开展省域“多规合一”试点改革，探索“以规划代立项”等制度创新。根据习总书记提出的“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限定城市发展边界、划定生态红线、一张蓝图干到底”的要求，2015 年，海南按照“全岛一盘棋”的发展思路，统筹协调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镇体系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划和海洋功能区规划等空间性规划。这为海南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国际旅游岛建设是中央专门针对海南特殊的区位优势而确立的重大战略和进行的制度创新。2009 年12月31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确定了未来整个海南发展的基本定位和政策导向。为了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有关旅游消费的政策，以财政部为牵头单位，从2011年4月第一次公布开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到2018年12月第五次调整离岛免税政策，免税商品品种、免税购物限额、惠及对象范围、购物次数限制和购物模式等政策内容更趋科学化、人性化，这推动政策红利、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尽管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对照世界一流的自由贸易港以及中央对海南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要求看，海南仍面临许多挑战。

第一，产业发展不够充分。这主要表现为产业规模相对偏小，缺乏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支撑产业发展的高等要素匮乏使海南离高质量产业体系尚存在很大的差距。

第二，对外开放度偏低。首先，海南对外开放度与国内其他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较大，从货物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海南从1987年的1.90%提高到2018年的10. 63%，最高年份达到14.62%。这个比重无论与我国平均水平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世界货物贸易占GDP的比重在45%左右，最高年份(2008 年)达到51.61%，与世界上公认的自由贸易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相比则差距更大，2018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货物贸易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16.78%和322.28%。其次，服务贸易特别是现代服务贸易所占比重低。1998 ~2018年，对海南服务贸易出口贡献最大的是运输服务，占海南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为49.98%，旅行服务排名第三，占13.79%，而金融和保险服务仅占海南服务贸易的0.56%，自由贸易港没有金融支持是难以推动海南整体高质量产业的发展的，以数字技术推动海南服务贸易占比不到5%，全球基于数字技术的服务贸易已经占50%以上。最后，海南吸收外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12 ~ 2017年，房地产外资占全部实际吸收外资的76. 63%，制造业占16.52%，而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比重很低，三个服务部门只占0.62%。同时，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度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 港口设施、基础电信设施以及文化娱乐等设施)也相当薄弱。

第三，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适应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营商环境需要不断改善。尽管海南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从中央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特别是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自贸港")的高度看，现有的政府治理体制和机制均难以担当高质量自贸试验区特别是自贸港建设的重任。

一、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

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使命，是习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担起这一使命的重要载体，就是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不仅是海南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体现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是我国进行压力测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实践，是维护南海主权、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安排。

（一）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形成

2013年，中央决定在原上海综合保税区（28.78平方公里）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当初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国际贸易新规则进入激烈竞争阶段，TT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等都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而这些协定中中国没有参与任何谈判。同时，中国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特别重要，也是参与国际贸易投资协定中最核心的议题，中方承诺采用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双方经济规模之大，谈判本身范围之广和难度之高，堪称国际投资领域的“世纪谈判”，自2008年中美BIT谈判启动以来，到2014年已经举行了17轮谈判。谈判最大的障碍是与双边投资协定不符的大量国内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而这些制度改革存在两个情况，一是与美式负面清单制度相关的国内制度改革涉及到法律问题，这需要全国人大层面上进行调整、修改和设立；二是与负面清单制度相关的行业管理规则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制定，如果在全国层面，需要相当长的新规则制定过程。这样需要通过一个试验区的试点，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实现可复制和推广。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之争是我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后，我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位置上移以后的必然要求，更是适应全球价值链位置移动需要国内规则体系的调整和完善。

    经过两年多制度创新和实践，上海自贸试验区在外国投资制度改革，事中事后监管制度、金融制度创新以及货物监管制度改革和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仅扩大了改革开放，而且通过重大改革措施，在长期以来难以推进的制度创新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大大改善了营商环境，特别是通过自贸试验区建设，形成了区域辐射效应。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扩大自贸试验区试点，2015年，确定了广东、天津和福建3个自贸试验区，2017年，在“1+3”的基础上，又确定了辽宁、陕西、浙江、湖北、四川、河南和重庆等7个自贸试验区，这11个自贸试验区已经覆盖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由于覆盖了不同区域，同时每个自贸试验区都含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因而可以从不同区域条件下提出不同的开放方式，并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未完待续）

来源：社科海军